战国时期诸子对墨子的评论
来源:未知 作者:admin 日期:2018年12月02日
 
战国是百家争鸣的时代。诸子由于政治主张不同,代表着不同的阶级或阶层的利益,而为了游说各国君主、推行自己一派的主张,彼此之间展开辩驳问难,固无可厚非。但就诸子评墨来看,有的比较公允,有的失之偏颇。孟子、荀子以阐释和捍卫儒学为己任,批判墨学“无父无君”,“欺惑愚众”,判为“禽兽”之学。韩非从法家立场出发,判定儒、墨同为“愚诬之学”、“杂反之学”。相比较儒、法两家而言,道家的庄子、司马谈、刘安以及杂家吕不韦,则给予墨子和墨家以较高评价。他们推崇墨子、墨家效法夏禹,出以公心,为天下苍生而节俭苦干,讲求道德人格的修养,同时指出墨家学说“反天下之心”,迂阔不合实际,“恐其不可以为圣人之道”。
    1孟子评墨
    孟轲(约前372—前289)是孔子去世后儒家最大的学者,宣称“如欲平治天下,当今之世,舍我其谁也”,明白地以积极救世的儒家领袖自居。所以当他看到“杨朱、墨翟之言盈天下;天下之言,不归杨则归墨”时,心焦如焚,深感作为“圣人之徒”“正人心,息邪说,距讠皮行,放淫辞”,责无旁贷。
    那么杨、墨之道何以对孔子之道构成了莫大威胁,必欲除之而后快.因为“杨氏为我,是无君也;墨氏兼爱,是无父也;无父无君,是禽兽也。……邪说诬民,充塞仁义也。仁义充塞,则率兽食人。”原来孟子是站在贵族统治阶级的立场上,维护血缘宗法等级制,他是以儒家“爱有差等”的观点来反对墨家的“兼爱”观点。在他看来,孔子讲“君君臣臣父父子子”,“必也正名乎”,B12讲“长幼之节,不可废也,君臣之义,如之何其废之.”都是讲君臣大义,天经地义,而杨朱一切只为自己,这是目无君主;墨子主张平等、无差别地爱所有的人,这是目无父母。这种无父无君之学,只能是异端邪说,禽兽之学。如果任其滋蔓,就会败坏民风,阻塞仁义的传播,最后导致人性堕落成兽性,出现人吃人的局面。所以他要“辟杨墨”,使儒家思想成为社会的正统。孟子辟墨,击中了墨学背离血缘宗法制的实质。他判墨学为“禽兽”之学,在以后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产生了重大影响,成为儒家和封建统治者对墨学的一般看法。但是,孟子由于阶级偏见和唯心主义的认识方法,“辟墨”的言论充满矛盾、偏激甚至是错误的。如他以扫灭墨家学说为己任,又不断学习甚至引用墨家的方法、观点,墨家“类”的概念就被他在论辩中大量使用,“非墨子,其辩言正辞则与墨同。”就是“他的王道主张以及仁义、禅让、诛暴等思想也无不是从墨学里派生出来的。”孟子既判定杨墨之言为“邪说诬民,充塞仁义”,又认为“墨子兼爱,摩顶放踵,利天下为之。”那么“充塞仁义”的邪说何以又能“利天下”.既然兼爱学说是“禽兽”之学,又何以天下“不归杨、则归墨”呢.由于孟子对墨学缺乏公正的客观态度,对墨家的批判多主观武断,牵强附会,其学术价值偏低。
    2庄子评墨
    庄周(公元前369—前286年)是道家的主要代表人物和道家思想的集大成者。他反对文明,主张消极无为,使社会倒退到混沌未开的原始社会。现存《庄子》一书的基本倾向,“完全体现了没落贵族的意识形态,抒发了对当时社会的极度仇恨”。庄子对墨子、墨家学说的评价,主要见于《庄子.天下》。〈天下〉篇反映出在学术上今不如昔的历史倒退观。庄子认为,墨家、宋尹、彭田慎的学说反映了道术的某些方面,然而这三家还是道术的外行。只有关尹、老子、自己才是真正的得道之人,宣扬“以本为精,以物为粗,以有积为不足,澹然独与神明居”,才是唯一的古之道术。
    从这种基本观点出发,庄子对墨家有所肯定。首先庄子指出,墨家不以奢侈教后世,不浪费财物,不炫耀礼法,用规矩来勉励自己,以求备于当世的急需,“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”,这是值得肯定的。又指出墨家的主张和特点是:“墨子泛爱兼利而非斗,其道不怒,又好学而博,不异,不与先王同,毁古之礼乐。”他说墨子及其弟子仿效夏禹,穿着用兽皮和粗布制成的衣服,穿木屐草鞋,日夜不停地劳作,以自苦作为行为的准则,以致“腓无纞,胫无毛,”具有高尚人格和忘我的献身精神。他称赞“墨子真天下之好也,将求之不得也”,认为只有墨子才可称得上天下有才能的救世之士。但是,庄子对墨家总体上是否定的。不论是对待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上、看待知与求知的态度上,还是对于真理的有无和评判标准上,道家与墨家的观点都是根本对立的。庄子完全否定墨家关于形式逻辑的探讨:“骈于辩者,累瓦结绳窜句,游心于坚白与同异之间,而敝跬于无用之言,非夫。”
    其次,庄子还认为,墨家弟子活着时勤苦地劳作,死后丧事却非常简单,“其道大觳,使人忧,使人悲,其行难为也。恐其不可以为圣人之道,反天下之心,天下不堪。”尽管墨子本人能实践自己的主张,但天下的人不能仿效。这种学说距王道太远,如果用来治国,这实在是乱国有余,治国不足。庄子这一批判是深刻的。他站在哲学思辩的高度指出,墨子以自苦为极的做法教人,其实与他的“兼爱”学说产生深刻矛盾:“以此教人,恐不爱人;以此自行,恐不爱己。”他指出了“兼爱”对个体人格自由的忽视这一明显弱点。
    3荀子评墨
    荀况(约前313—前238)是孔子之后仅次于孟子的大儒,是先秦时期最详尽地评墨批墨的代表人物。
    荀子之时,“礼乐灭息,圣人隐伏墨术行”,墨学大有压倒儒学独霸天下之势。
    作为继承了儒家衣钵的荀子,很自然地要捍卫儒学的地位,与墨家一争高低。与其他诸子相比,荀子对墨家学说的批判较为深刻,但对其评价很低,认为墨子之言“足以欺惑愚众”,与慎到、惠施等百家之说实在是不祥之论。
    荀子从维护西周以来形成的血缘宗法等级制的基本立场出发,主要分析、批判了墨子的节用、节葬、非乐、兼爱等观点,针锋相对地提出,当时天下的灾祸是由社会的混乱造成的,而引起社会混乱的原因恰恰不是统治者的奢移浪费和不能做到“兼爱”,而是礼乐等级制度的破坏。因此,当务之急是修复和强化这种制度。
    首先,荀子认为,墨子指出“节用”、“节葬”的前提就不成立:“墨子之言,昭昭然为天下忧不足。夫不足,非天下之公患也,特墨子之私忧过计也。”在荀子看来,墨子担心人们的日用不足,纯属庸人自扰。天下的客观事实是,天地间的万物,本来就是丰富有余的,如五谷果蔬,足以养活天下人;丝麻及鸟兽的羽毛皮革也丰富有余,足以供天下人穿衣之用。按照儒家的主张,必须用撞大钟、敲大鼓、吹笙竽、弹琴瑟来塞住人们的耳朵;必须用雕琢刻镂、服饰华美来蒙住人们的眼睛;必须用肉食、细粮、五味来堵住人们的嘴。在此基础上,才能聚集群众,设立官职加重奖赏,进行统治,因为作为人民的君主,“不美不饰之不足以一民也,不富不厚之不足以管下也,不威不强之不足以禁暴胜悍也。”如果按照墨子的主张,纵然天下之人都穿粗布衣服,腰束绳索,吃野菜,喝白水,也不会使天下富足。荀子已看到了人类的创造性劳动可提供丰富的物质产品,其“富国论”与墨子 “节用论”都是有价值的。
    其次,驳斥“非乐”。荀子认为,墨子提出“非乐”是因为他对于先王的道术,“犹瞽之于白黑也,犹聋之于清浊也,犹欲之楚而北求之也。”荀子说,音乐就是娱乐,这是人的情感的需要,人不能没有娱乐。人的娱乐,要通过声音实现,表现在动静之中。人的娱乐不能没有表象,而表象不遵循规律就会发生紊乱。先王正是憎恶这种紊乱才制作出雅、颂之乐来引导人民,使它的声音做到娱乐而不淫邪,使它的节文做到明晰而不堵塞,使它的曲直、繁简、刚柔、节奏足以感动人的善心,使那些污浊之气无法与人接触。不仅如此,音乐还是先王用来文饰喜悦的;而军队、斧钺则是先王用来文饰愤怒的,先王喜悦了,天下就附和他;先王愤怒了,天下就畏惧他。音乐之所以成为先王之道的重要组成部分,是因为音乐对人的内心的感化力量是非常深刻而迅速的。所以音乐中正平稳,人民就和协;音乐严肃端庄,人民就齐同不乱。人民和协齐同,国家的兵力就强大,城防就坚固,敌人就不敢来侵犯,这样姓就会安居乐业。如果音乐妖冶险恶,人民就会陷于罪恶,发生叛乱和争斗,这样国家的兵力就会削弱,城防就要松弛,敌国就会乘机侵犯,百姓也就难以安居乐业了。“故乐在宗庙之中,君臣上下同听之,则莫不和敬;闺门之内,父子兄弟同听之,则莫不和亲;乡里族长之中,长少同听之,则莫不和顺。故乐者,审一以定和者也,比物以饰节者也,合奏以成文者也;足以率一道,足以治万变。”由此,荀子认为,音乐关系到国家的安定与衰落,决不是可有可无。墨子“非乐”,是要把人民置于叛乱而接受刑罚的境地。如果愚蠢的人听信了“ 非乐”的宣传,那么他自身就已很危险了。
    其三,荀子批判墨子提出的“兼爱”说和强力从事的观点是“役夫之道”,绝不可行。他指出,现在君主一个人治理天下,每天都有空闲时间,而行政事务显得不很多,是因为命令臣民去做的缘故。从大处说拥有天下,从小处说拥有一国,如果必须事必躬亲才可以的话,那么就没有比做君主更劳苦憔悴的了。如果真是这样,即便是像臧、获这样的奴隶也不肯与天子换一下工作。所以执掌天下,统管四海,又为什么非要亲自去做呢.“为之者,役夫之道也,墨子之说也”。他批评墨子主“兼爱”、“节用”等观点是“不知壹天下、建国家之权称,上功用、大俭约而慢差等,曾不足容辨异、县(悬)君臣”,认为墨子只看到了平等而没有看到差别,“有齐而无畸,则政令不施”。
    另外,荀子是较好研究和学习墨家逻辑的人,他承认墨子学说“持之有故,言之成理”,他的论说明显地继承并发展了墨家的某些逻辑思想。
    4韩非评墨
    韩非(约前280—前233)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。他站在新兴地主阶级的立场上,为把法家思想定为一尊,对儒墨学说进行了严厉批判。
    首先,韩非断定儒、墨之学虽为“世之显学”,但却是“愚诬之学”。他说,孔子、墨子都称道尧、舜,但他们对尧、舜的言论取舍不同,却都自称领会了尧、舜的真谛。孔丘死后,儒分为八派,有子张、子思、颜氏、孟轲、漆雕氏、仲良氏、孙氏、乐正氏;墨翟死后,墨离为三,有相里氏、相夫氏、邓陵氏。他们各派分别从孔子、墨子那里各取所需,主张互相矛盾,但又自称都从孔、墨那里得到了真传。既然尧、舜已死,那么又如何来判定他们当中谁得到了尧、舜的真传呢.显然是不可能的。由此,韩非认为,不经过检验就对尧、舜之道加以肯定,这是愚蠢的;既然不能加以肯定却还拿来作为立论的根据,这就是欺骗。“故明据先王,必定尧、舜者,非愚则诬也”。
    其次,韩非揭示了儒墨两家学说的矛盾。韩非说:“墨家之葬也,冬日冬服,夏日夏服,桐棺三寸,服丧三月,世主以为俭而礼之。儒家破家而葬,服丧三年,大毁扶杖,世主以为孝而礼之。”韩非运用归谬法评论说,如果赞成墨家的节俭,就应当反对墨家的不孝。儒、墨学说中充斥着节俭和奢移、孝与不孝的矛盾,而当世的统治者却都推崇它们,“故海内之士,言无定术,行无常议。夫冰炭不同器而久,寒暑不兼时而至,杂反之学不两立而治。”由韩非的评论可看出,他批评儒、墨以尧、舜之言作为立论根据,是不可验证、靠不住的,确属事实,因而是有力的。但他认为墨家同儒家一样唯古是从,是对墨家学说的歪曲;墨子尊古,常称道尧、舜,却主张社会进化、今胜于古,不是复古主义者。
    而在事实上,《韩非子》一书明显地把墨家当作重要思想来源,吸收了墨子许多观点:法家继承墨家非命强力论,并将它发展为重耕战的实际政策;墨子反对亲疏有别,认为贵贱无常,主张举贤不避“农与工肆之人”,韩非就讲“宰相必起于州部,猛将必发于卒伍”;墨子称颂“圣王制为五刑以制天下”,
    韩非更将其发挥为系统的法制思想。因此,法家是墨家思想的重要继承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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